新重庆-重庆日报 首席记者 韩毅 记者 齐岚森 李裕锟
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哪些伟大胜利？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对当代有何启示？重庆谈判为巩固抗战胜利果实、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对当代有何启示？
2025年8月26日，“宣传出去 争取过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
8月26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党史研究室、渝中区委、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西南大学联合承办，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西南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执行的“宣传出去 争取过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在渝举行。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与重庆谈判”两大议题，分享了他们的真知灼见。
李忠杰：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贡献
李忠杰。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和意图，既坚决维护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为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研讨会上，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
他将这些贡献按其发展过程和内在逻辑，梳理为八个方面：按照“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打开了连接外部世界的窗口；依托八路军办事处，在团结海外侨胞和加强国际交往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开展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审时度势，促进和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营救滞港文化人和国际友人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特殊贡献；促成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参与制定“半独立性的外交”方针，拉开了中国共产党走上国际舞台的帷幕；争取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联合国，对于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倪德刚：
毛泽东重庆谈判的八大决策
倪德刚。
“80年前，毛泽东在重庆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和中国历史的八大决策，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历史贡献。”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倪德刚分享称。
在他看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做出了八大重大决策：
提出新口号：和平、民主、团结。把过去“抗战、团结、进步”的口号，改为“和平、民主、团结”。该口号既是谈判的纲领，也是和平建国的纲领。
关于“停”，做出了一些让步；关于“反”，消灭侵入上党地区国民党军，有效地震慑了蒋介石，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
领导核心在延安。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做出一个重大决策，即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增补陈云、彭真为书记处候补书记。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东北先派干部，后派军队。这是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一招。
在重庆，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民主才能给全国人民以幸福。
成立九三学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成立，成为中国的一个正式民主党派。
首次公开展示气魄与抱负。亲笔手书《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后公开发表，以诗言志。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人士多次断言、反复强调这句话。这个论断绝不仅仅局限于重庆谈判，而是道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杨明伟：
开创对外工作崭新阶段
杨明伟。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等人开创性的工作思路下，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重要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作为外事工作的总方针，广泛开展国际交往，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一个崭新阶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原局长杨明伟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对外工作：
——开创了党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工作体制。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下，无论在组织上、指导思想上还是方针政策上，与党中央高度一致，完全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完全能够代表党中央的声音。
——创立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的外交哲学。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寸步不让、寸土不让；在灵活性问题上，又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
——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人才基础和人脉基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了广泛的国内国际人脉基础，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人才基础。
宋月红：
为中国提供了重要政治基础
宋月红。
“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成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提供了重要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宋月红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针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斗争维护统一战线，并重视争取代表地方实力派和民族工商界的中间势力；在磨擦与反磨擦中，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等，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斗争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战。
中共中央南方局还贯彻党的“联合政府”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党专政”，发展民主政治运动，力争建立“联合政府”，推动了民主政治发展。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重庆工委从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出发，面对内战的严峻危险，积极配合党中央进行国共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的召开；反对内战独裁，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推进了民主政治运动发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革命斗争，深刻体现了为全民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主动，彰显了决定中国光明前途的历史主动。”宋月红说。
武力：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武力。
“重庆谈判的历史，验证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会长武力称。
在他看来，重庆谈判的历史经验，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抓住了开展和平斗争的机会。其次，在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做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等。再次，在于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完美结合，不仅保住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果实，还在政治上、舆论上获得了主动、赢得了民心。最后，在于谈判的底气——战场上，寸土必争、决不退让，为谈判增添了筹码。
“重庆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前途‘针锋相对’，绝不妥协；为和平民主而争取国内外最广泛理解和支持，可以有所让步。这一立场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他说。
侯中军：
为世界树立了东方样板
侯中军。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都先行一步，走在引领之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部分的建立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中军表示。
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对日宣战，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东方战线。而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建立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视为一个必然选项，将中国的抗日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而且以其抗日反帝的彻底性引领了统一战线的建立。
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为世界人民团结抵抗法西斯树立了东方样板。
“在走向世界人民结盟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了东方民族的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完成了东方部分。”他说。
江英：
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江英。
“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争取和平民主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称。
在他看来，重庆谈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是一个重要节点。重庆谈判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同意和平建国，避免内战、推动政治协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但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未达成实质性协议。
后来，国民党撕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开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重庆谈判，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的政治信誉。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展示了和平诚意、展示了共产党光明磊落和英勇无畏的品格。而他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更是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他说。
张皓：
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发展和发动
张皓。
“中国共产党随着日本入侵中国的步伐，提出、发展和发动了民族革命战争。”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皓称。
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发展和发动，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走向民族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12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和发展阶段；1935年12月至1937年2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准备阶段；1937年2月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动阶段。
“从1935年华北危机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口号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推动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动起来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他说。
吴兵：
奠定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基础
吴兵。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战时大变局背景下创造性开展外事工作，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培养了优秀人才，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吴兵称。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统筹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两个大局，与各国驻华机构人员交往，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垄断，促成了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特别是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登上国际舞台。
“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历史，总结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历史经验，服务于当前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说。
周勇：
重庆谈判历史的文化意义
周勇。
“重庆谈判已过去80年，足够让我们从更加长久、更加宏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个事件。既往的研究，多着眼于事件本身，而今天应该着眼于未来，需要以历史学为基础，拓展文化学视野，努力形成多学科、多视野、共同研究、深化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周勇称。
在他看来，“历史的文化意义”，就是用大历史观、大党史观、大文化观去研究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即在传统历史学视野和理论方法还原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视角去解读历史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地位、作用、意义，为当今的中国和世界贡献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实现历史学“资政”与“育人”的功能。
他认为，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观察，重庆谈判留下的重要历史经验包括：在处理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所有的党派都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以党派的私利为重；中国的一切政党要善于正确分析形势，牢牢把握住“和平、民主、团结”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处理两党关系问题上，要善于求同存异，让步而不放弃原则；在处理同广大的中间党派的关系上，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派合作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和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
从文化史的视角观察，重庆谈判的重要文化意义为：重庆谈判是红岩精神精彩绽放的高光时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
潘洵：
彰显战略智慧的壮丽史诗
潘洵。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国际统战工作，是一部彰显战略智慧与人类情怀的壮丽史诗。历史雄辩地证明：团结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合作是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今天，我们需汲取这份历史智慧，以史为鉴、共创未来。”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西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潘洵称。
在他看来，从历史逻辑看，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统战工作实现了理念、空间与组织的三维创新；从实践路径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四大策略创新，开创了国际统战工作新局面；从历史贡献看，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塑了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新格局新形象。
“这启示我们，面对全球性挑战，人类共同利益应超越制度差异，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寻求最大公约数；重视民间交流与人文纽带，夯实民意基础；立足自身奋斗，以实力赢得尊重与支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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