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受邀访华之时，曾经前往故宫参观，在故宫，他被一套金光闪闪的大编钟所吸引。身边的陪同人员建议他试着抱一下这套金编钟，特朗普使足力气也无法抱动分毫。工作人员耐心的介绍到，这套编钟是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时，用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全套共16只钟，每一个背后都刻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字样。与传统的铜编钟依靠大小来区分音律不同，这套金编钟每一个大小完全一致，依靠厚薄来得出不同的音律，可谓稀世之宝。

如此珍宝，居然能够逃过近代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一次次洗劫，至今仍然安然无恙的躺在故宫供游客参观，背后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为了结婚，四处变卖家当

1912年，清帝退位，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按照袁世凯同隆裕太后协商的退位条件，隆裕太后和溥仪仍然能居住在皇宫，每年还有四百万元岁币可供日常使用。

然而，虎死不倒架，虽然已经到了中华民国，大清早亡了，清朝皇族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奢靡。就拿吃来说，皇宫内一直维持着“御膳房”，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做西餐的“番菜膳房”。据说在1921年以前，每年皇宫内的开支都不少于360万两银子。据可靠史料记载，仅1921年一年，内务府赏赐下去的银两就有87万两之多。

如此的铺张浪费，弄的皇宫内入不敷出，终日要靠借债度日。

1922年，成人的溥仪要结婚了。这是已退位清廷的大事，当年老佛爷办个大寿还要求风光体面，宁愿挪用军费，更何况这是大婚。

然而最大的问题来了，没有钱！溥仪召集来帝师们进行商议，最后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借！

但是借钱谈何容易，多年的四处借贷，欠账不还，这时的皇族哪里还有信用可言。任凭磨破嘴皮，各大银行也是一句话拒绝，没有钱！

无奈之下，溥仪打起了《四库全书》的主意。按照皇叔载涛的办法，在京城报纸上大打广告，出售国宝《四库全书》。该书是由乾隆组织人手，历经多年编纂而成。

规模之宏大堪称百书之王，成书后，又组织国内优秀的书法人才，总共誉写了7套，分别存在北京、奉天、承德、杭州等地。可惜多年战乱，到民国时，书只剩下了4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价之宝，中间有着许多民间孤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智慧结晶。

不过病急乱投医，穷疯了的皇族哪里还顾得上这么多，清室四处托人寻找买家，打算以百万价格出售奉天版《四库全书》。

听到了《四库全书》要出售的消息，日本公使馆极为重视，迅速请示国内，很快，国内指示，不惜代价也要把这套书买到手。于是双方展开了密切的接触。

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被媒体披露。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人联名发表声明，痛斥清室行径，并要求民国政府将该书从故宫转移出去，以摆脱清室控制。

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最终，溥仪也没敢把书卖给日本人。

抵押国宝贷款，丢尽颜面

书卖不成，可是婚总要结，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清室盯上了建福宫。

乾隆皇帝去世前，曾经把一生中最爱的数万件国宝封存在了建福宫，任何人不得动用。

面对祖宗遗训，乾隆的子孙们却不知敬畏，依然打开了满是灰尘的封条。

满屋的宝贝让所有人肾上腺素飙升，经盘点，发现各种古玩珍宝，稀有字画近万件，真是飞来横财。其中就有这套乾隆生前极为喜爱的金编钟。

这套金编钟乃是乾隆八十大寿之时，花费一万余两黄金铸造而成。十六个钟大小一模一样，每个含铜不同，巧妙的区分出音域，乃是稀世之宝，是康乾盛世国力的象征。

当时的民国政府，曾经对居住在故宫的清室有禁令，不允许其私自动用库存国宝，具体负责婚礼资金筹备的官员叫做钟凯，是内务府郎中，他不敢公开活动，只能从京城偷偷跑到天津来联系人员出售金编钟。

可是其他的官员生怕钟凯独吞回扣，于是在报纸上披露了此事，最终清室只得将价值80万的珍宝抵押给了盐业银行，其中就有金编钟，该钟作价为40万。

可是清室根本无力偿还这笔借款，在溥仪大婚之前，这笔款项连本带利已经滚到了200多万元。无奈之下，内务府又把一批明清两代的元宝卖给了盐业银行。当时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叫做岳乾斋，他知道宫内珍宝不得出宫的规定，明白这是非法行为，于是把金编钟藏到了外国使馆区的银行金库里。

金编钟重见天日，国宝终于回归

为了摆脱责任，盐业银行还曾重金贿赂溥仪的七叔载涛，用钱封住他的嘴，让其承认抵押品以及赎回。

可是纸包不住火，金编钟的秘密交易最终被《京报》所披露。盐业银行也成了众矢之的。

当时任天津分行的经理陈亦侯，秘密将金编钟转移到了天津藏起来。然而日本人早已经从其他渠道知道了金编钟下落，他们派一群宪兵闯入陈亦侯家中，四处搜查，然而一无所获。不过情况已经很紧急了，为了不让国宝落入敌手，陈亦侯紧急请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得到的回复则让其差点吐血，只有一个字---毁！

陈亦侯明白，毁掉编钟就是民族的罪人，他拒绝执行上级命令，和天津盐业银行董事胡仲文一起将宝贝转移到了英租界地下室。

果然，前脚刚转移，后脚日本兵就又来了，他们抓走陈亦侯，软硬兼施，但是最终也没找到任何线索，只得将其释放。

金钟历尽劫难，当年的当事人死的死，散的散，知情者越来越少。1945年日军投降，孔祥熙专门派人来到天津打探金编钟下落，恰巧来人是陈亦侯同学，于是陈顺水推舟，一口咬定已经按照命令毁掉了编钟，总算蒙混了过去。

后来，戴笠又派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来查探编钟下落。并打算将陈亦侯以叛国罪论处。

李汉元给陈亦侯看了密令。陈亦侯冷汗直冒，问到：你说，这值多少钱！

李汉元哈哈一笑说到：依我看，也就顶一根柴火棍的钱。说完，点燃火柴，烧掉了这张密令。

原来，早年陈亦侯曾经救过李汉元的性命。这次也算是还了救命之恩，金编钟总算幸免于难。

1949年，天津解放，解放后的第三天，胡仲文将密藏了多年的金编钟献给了国家，陈亦侯和胡仲文的心愿终于了却，他们成功的在乱世中守护了这绝世之宝。

如今金编钟在故宫的珍宝馆正式展出，而这背后，则是无数宝物守护者的汗水和努力，对于他们的付出，我们每个国人都应当衷心的给予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