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此后，诞生于积贫积弱年代下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后，终于走向了成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还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痛的损失，这是由于我党在政治上的幼稚导致的。
1934年，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我党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辗转，这是由于博古等中央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的，是受共产国际指导的。
当然，主观上看，共产国际是真心想要帮助我们的，不仅在路线、战略、政策等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而且还先后在莫斯科创办大学，为我党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干部和军事指挥人才。
但是，共产国际却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始终以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为标准指导我国，这必然会导致失败，甚至将我党和中国革命推向了绝境。
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必须要摆脱共产国际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指导，我们党要坚持独立自主。
于是，这一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我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我党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独立自主，这也标志着党走向了成熟。
随着中国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后，根据国情判断，红军的武装力量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为此，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还将毛泽东称为“山大王”。
1928年10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向各地红军发出命令，要求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离开所部，将队伍分散成小分队，以达到隐匿队伍目标的目的。
毛泽东、朱德纷纷反对，向中央表态：“红军一旦被分散就等同于解散，等于取消了我党的武装革命。”
很快，根据形势的判断和各红军将领的建议，中央决定纠正此前错误，但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央仍然听命于共产国际。于是，当共产国际直接干预进来后，王明、博古等人搞起了宗派主义，撤换了中央战略区、鄂豫皖等的领导。
这也使得我党很快便遭受了第二次严重失败，被迫进行长征，这次的失败也终于让我党走回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34年，在13年间遭受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其原因与我党没能实现独立自主、听从共产国际指导有关。
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必然需要有伟大的领袖。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自的战线上最终脱颖而出，他们都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造就的领袖，只有他们，才能够领导我们党走向胜利，实现伟大的革命事业。
因此，遵义会议后，我党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的党的领导核心。
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红色政权。在打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作战中，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和领导下，红军又在战争中总结出了适合自身特点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如众所周知的“诱敌深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复杂的战争形势下，正是通过无数战争实践我军形成了驾驭战争的能力。
团结统一是一个政党革命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然而，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曾给我军带来了严重损失。
虽然我军是被迫进行长征的，但长征也使得主力红军从各自为战的状态逐渐变成了统一领导、协同作战的转变。这对于日后我军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战略区后，通过频繁更换干部的方式逐渐控制了红四方面军的控制，并将红四方面相应的战略区当作自己的“山头”。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的政治野心开始显露出来，提出了领导全党全军的权力。
遭到拒绝后，张国焘一步步走向了分裂我党、分裂红军，甚至另立“中央”的错误道路上。
最终，在张国焘南下方针遇挫后，他不得不选择北上，实现会师，也使得我党完成了团结统一。
在我党逐步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方针后，也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即怎样治军。
始终战斗在武装斗争一线的毛泽东则亲历了建军这一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办法。三湾改编中，他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后来，又根据红军性质，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并将相关理论运用于红军的政治建设中。此外，还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
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是成为了我军的一项优秀传统流传至今。
随着中央军委颁布了一系列条例、条令，红军也逐步实现了相对的正规建设。
在我军历史上，违反我军规矩的现象很少，即便是王明、博古占据领导地位期间，各部队领导也始终保持着组织性和纪律性。
至于长征途中发生的张国焘分裂主义，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其展开了既灵活又坚定地斗争，除此之外，党中央还在之后的会议中就此事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并开展了反“山头主义”教育。
中共中央始终强调的一点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从内战转变为抗战的政治领导。
首先，我党与国民党西北军和东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张学良达成了抗日统一秘密协定；然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向中共释放了协商抗日的设想。紧接着，宋庆龄找人帮宋子文给陕北送来信件，协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我党的“抗日反蒋”方针随即调整为“逼蒋抗日”。此后，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山西军阀阎锡山先后与我党取得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内主张抗日救国的声音占据了有利地位，我党的“逼蒋抗日”也调整为“联蒋抗日”。
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集团最终决定抗日，这也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政治上的坚定更是我党成熟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只有58人，到1927年就已经达到了5.8万人。由于当时没有对新党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党员也只剩下了万余人。
但是，经过大浪淘沙后的共产党人，却坚定地继续战斗，在更加残酷的革命环境和敌人的白色恐怖中战斗。
到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我党党员已经有将近30万人。长征中，共产党人更是展现出了不怕牺牲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在无数的流血牺牲和战斗中，锻造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凝聚成了党魂，成为了我党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
